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汉语词汇磨蚀研究
刘雪丽
摘要：本研究考察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汉语词汇磨蚀情况。通过“复述故事”诱导出受试的书面语料，然后使用ICTCLAS1.0、AntConc3.2.1和SPSS17.0等软件，从词汇多样性、词汇复杂性和词汇密度三个维度对受试的汉语词汇丰富性情况进行考察分析。结果表明，实验组与控制组在这三个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即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汉语词汇未受到磨蚀影响。本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对此结果加以解释。
关键词：词汇多样性；词汇复杂性；词汇密度；汉语词汇磨蚀
1、引言
语言磨蚀指双语或多语使用者由于某种语言使用的减少或停止，其运用该语言的能力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退（倪传斌、刘治 2007）。Van Els（1986）根据磨蚀语种和磨蚀发生的语言环境，将磨蚀分为四类：L1环境中的L1磨蚀、L1环境中的L2磨蚀、L2环境中的L1磨蚀、L2环境中的L2磨蚀。国内对语言磨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L1环境中的L2磨蚀；对L1环境中的L1磨蚀研究并不多见。另一方面，中国英语学习者作为一个群体，长期浸泡在“强化外语学习和应用”氛围中，其汉语表述明显带有洋腔洋调（许曦明 2001）。那么他们是否会有L1词汇磨蚀？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实证调查。
2、相关研究综述
语言磨蚀具有选择性特征（Seliger 1991；Paradis 2007；倪传斌 2007；Schmid 2007,2011；Lahmann & Steinkrauss 2013），即不同语言成分的磨蚀敏感度不同，在磨蚀速度、磨蚀程度及磨蚀顺序方面都有差异。在语音、词汇、句法等几个基本语言层面中，词汇对磨蚀最为敏感，因此也最易磨蚀。国外对词汇磨蚀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1)以词汇与其它语言成分（如:语音、语法等）的磨蚀差异对比为研究重点，如Bahrick（1984）、Weltens & Crendel（1993）、Tomiyama（1999）、McElree et al. （2000）、Al-Dabbous （2002）、 Köpke（2004）、Paradis （2007）、Schmid（2007）等。这些研究大多从语内磨蚀序列视角出发，在证明语言磨蚀首先从词汇层开始的同时，也证明词汇这个开放的知识体系需要终身学习。 (2)以词汇本体为研究对象，探讨磨蚀词汇的语言学特征，如Andersen （1982，2001）、Bahrick （1984）、Meselink（1984）、Co-hen（1989）、Graham （1990）、Kaufman & Arnoff （1991）、Olshtain & Barzilay（1991）、Weltens （1993）、Grendel （1993）、Laufer（1997）、Paradis（2004）、Ferguson & Grainger（2005）、Schmid（2004，2011）等对其所研究语言的词汇磨蚀特征进行了描述性或解释性研究。国外研究对双语者的L1词汇磨蚀关注较多，对L2词汇磨蚀的研究相对较少（Tomiyama 1999）。国内学者则主要从上述两个视角对L2词汇磨蚀展开研究（李艳红 2008；金晓兵 2008；倪传斌 2007，2010；金晓兵、倪传斌 2011）。这些研究在论证外语词汇“易磨蚀性”和“磨蚀程度”的同时，还从理论上对外语磨蚀词汇的语言学表征进行了分析。
从L1词汇磨蚀条件来看，现有研究观点不一。有人认为，L1词汇磨蚀只发生在那些高水平L2讲话者或很长时间不用其L1的人身上（Seliger & Vago 1991）。但也有学者认为，只要是双语者，即使是最简双语（minimal bilinguals，即L2（或外语）水平只是入门阶段，如掌握一些靠机械记忆的旅游知识、能用语法规则讲话的人）（Cook 2003），L2也会对L1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为两门语言存在同一个空间，它们之间会相互影响。从抑制的角度看，跨语迁移和磨蚀之间存在一个程度问题，轻者表现为跨语影响，重者表现为磨蚀。在L1磨蚀过程中，心理词汇最易受到影响（Schmid 2011）。本文将通过词汇丰富性（lexical richness）来调查研究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汉语词汇磨蚀情况。根据学习者话语产出过程中的词汇使用情况来判断和评估学习者词汇丰富性是词汇评估的一个重要层面（鲍贵、王霞 2005）。按照Read（2000:200-205）、Schmid（2011:41-44）等人的标准，词汇丰富性主要从四个方面表现出来：词汇多样性、词汇复杂性、词汇密度及词汇错误。本文拟从前三个方面来考查受试的词汇使用情况，旨在揭示汉语与其他语言在词汇磨蚀方面的共性与差异，并探索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母语保持情况。
3、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汉语词汇是否受到磨蚀影响？即不同学习阶段的学习者在词汇多样性、词汇复杂性、词汇密度方面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2）若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汉语词汇受到磨蚀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若没有受到磨蚀影响，其原因是什么？
3.2 实验假设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假设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汉语词汇和其他语言的词汇一样会受到磨蚀影响，其表现为：实验组与控制组在汉语词汇多样性、词汇复杂性和词汇密度方面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3.3 受试
本研究的受试为宁波大学英语专业研一学生和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分别设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其当年高考英语和语文成绩都达到合格，年龄范围为18－25岁。受试均自愿参与实验，实验后获得小礼物作为奖励。
3.4 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实验均在正常上课时间进行，事先没有给受试任何与实验有关的信息。首先发放问卷调查表，通过问卷得到关于受试的性别、专业、学习英语的起始时间、英语水平及英语和汉语的使用频率和使用场合等信息。随后让受试观看一段长8分钟的影片《猫和老鼠》，通过“复述故事”诱导出书面语料。共得到英语专业研究生语料36篇，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语料54篇，从中各随机选出30篇，其中男生语料各4篇，女生语料各26篇，然后将其原封不动地输入电脑，同时记下相关信息，建成本研究所需语料库。
虽然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但随着汉语词汇的不断发展，双音节词逐渐占优势，后来又逐渐出现了三音节词、四字成语、歇后语以及一些特定短语等，导致词在汉语中难以界定。所以，在分析汉语词汇丰富性之前要对所收集并转码的语料进行分词处理。本文使用北京大学中文分词系统ICTCLAS1.0将全部语料进行分词处理，经人工检验后存为纯文本格式备用（其中分词检验以张显达对中文词的界定标准进行，界定标准见表1）。
表1. 中文词的界定标准及举例（张显达，1998）
Types | Examples | Number of Utterances | Types | Examples | Number of Utterances |
Verb+ Verb | 进来 | 1 | Determiner+ | 这个 | 1 |
（independent） | 出去 | | Classifier | 那只 | |
Verb+ Verb | 忘记 | 1 | Pronoun | 我自己 | 1 |
(attached) | 知道 | | | 他们 | |
Verb+ Noun | 看书 | 2 | Adjectives | 漂亮 | 1 |
(free) | 买菜 | | | 黑黑 | |
Verb+ Noun | 跳舞 | 1 | Adverb of | 不/不要 | 1 |
(limited) | 跑步 | | Negation | 没/没有 | |
Noun(name) | 长裤 | 1 | General | 非常/很 | 1 |
| 茶杯 | | Adverbs | 已经 | |
Noun | 桌子上 | 1 | Adverb of Time | 今天 | 1 |
(location A) | 房间里 | | | 天天 | |
Noun | 上面 | 1 | Adverb of | 可是 | 1 |
(location B) | 这里 | | Conjunctions | 因为 | |
Quantifier+ | 1个 | 2 | Grammatical Aspect | 的，了，着，过 | 1 |
Classifier | 2片 | | | | |
词汇多样性可以评估学习者的词汇知识及其语言输出中的词汇变化特点（王海华、周祥2012）。对词汇多样性的测量多采用类形符比（TTR）（文秋芳 2006），但该指标容易受到文本长度的影响，学习者的词汇丰富度有限，当文本长度达到一个阈值后，词汇重复出现的可能性增大，TTR会降低（Schmid 2011；江进林 2013），因此本文选用Uber index公式来测量词汇多样性，即：
Uber index＝U＝(log tokens) 2/(log tokens－log types)（Dewaele 1993；Tweedie&Baayen 1998；转引自王海华、周祥 2012）。
高频词因出现和使用频率高而先被习得，低频词因出现和使用频率低而后被习得，因此低频词掌握的多少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习者L2水平尤其是词汇水平的高低（Read 2000:200），即词汇的复杂性。鲍贵（2008）认为词汇复杂性体现为文本中低频词的覆盖率。一些研究者对英语词汇复杂性的测量多采用由Nation等制作的词频分析程度RANGE，它包括最常用1000词表，次常用1000词表，学术词表和表外词。由于汉语词汇频率表没有明确分类，因此对汉语词汇复杂性的测量有一定困难。为了准确对比两组词汇复杂性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本文从两组语料的每个文本中分别抽取前150个词符，然后与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现代汉语语料库词语分词类频率表中前100个高频词和后100个低频词相比较，计算其高频词数和低频词数。
至于考查词汇丰富性的另一个重要参数（即词汇密度），本文主要采用Ure(1971)的词汇密度计算公式：
lexical density= number of lexical items/ total number of running words，即一篇文本中出现的实词数量与总词数的比率。其中对现代汉语词类的划分采用黄伯荣、廖旭东（2007:8-44）的标准，即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区别词、数词、量词、代词、叹词、拟声词；虚词包括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由于词汇密度也会受文本长度影响，所以本文主要分析抽取的前150个词符中实词的数量，然后输入词汇密度公式计算实词比率。
3.5 结果
通过 Antconc3.2.1 得到两组受试的类符与形符数后，输入Uber index公式得到各受试的U值；通过Antconc3.2.1得到前150个词符中在前100高频词里的个数及在后100低频词里的个数；计算得到前150个词符中实词的比率。将所得数据输入SPSS17.0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图1-4：
（图1、2、3、4中横轴1、2分别表示控制组、实验组；纵轴表示各变量的值）
由图1、2、4可以看出，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的U值、高频词数、实词比率的值分布不集中，离散程度较大（除图１中控制组的个别Ｕ值外）；而图３显示两组的低频词数完全相同，离散程度一致。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两组受试在词汇多样性、词汇复杂性及词汇密度方面的情况如表2：
表2. 各变量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词汇丰富性 | 变量 | 控制组 | 实验组 | t | p |
均值 | 标准差 | 均值 | 标准差 |
词汇多样性 | U值 | 24.59 | 4.28 | 23.86 | 3.02 | 0.756 | .453 |
词汇复杂性 | 高频词数 | 47.10 | 5.43 | 45.37 | 5.67 | 1.210 | .231 |
低频词数 | 0.1 | 0.31 | 0.1 | 0.31 | 0.000 | 1.000 |
词汇密度 | 实词比率 | 0.79 | 0.028 | 0.78 | 0.037 | 0.611 | .544 |
| | | | | | | |
由表2可以看出，控制组与实验组的词汇多样性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在对前100高频词的使用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且在对后100低频词的使用也无显著性差异（p>0.05），即实验组与控制组在词汇复杂性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两组之间的词汇密度无显著性差异（p>0.05）。
4、分析与讨论
从上述统计结果看出，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在汉语词汇多样性、词汇复杂性和词汇密度这三个方面与控制组相比均没有显著性差异，即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汉语词汇没有受到磨蚀影响。结果与实验假设不符，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词汇磨蚀中的语言类型影响
L1词汇磨蚀发生之前，必然首先受到来自L2词汇的干扰或影响。两门语言中的大量词条，既有意义上的重叠，也有形式上的重叠；这种形式或意义上的相似性可以诱发个人心理词库发生变化（Schmid 2011；林立红 2013）。比如，当两个词条语义内容相似、但形式不同时，就会发生词汇“重构”现象（如英语take和德语中的nehmen），但通过词汇重组获得的L1词条意义不一定就是本族语者所使用的。当形式上相似、内容不同时，则可能发生词汇“趋同”。如荷兰语中的lastig和德语lastig，英语的eventually和德语的eventuell，英语中的fast和德语fest，英语hard和德语hart，荷兰语eerlijk和德语ehrlich等。词汇趋同的发生，要求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形式上相似的词条。这意味着，两门语言中同源词形越少，越不容易趋同，反之，同源词形越多，越容易趋同。如果双语者大脑中储存很多相似信息（包括发音和语义），从记忆中提取单词时，相似的词条便参与竞争。如果L2中的某个词条异常活跃时（可能使用更频繁，或刚刚用过），该词可能会干扰L1中相关对应词条的提取，导致提取困难或无法提取。但汉语和英语分别属于方块文字和字母文字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体系，从语言抑制视角看，汉语词汇并不容易被英语磨蚀。这是因为，汉英两种语言的发音和书写系统不同，二者之间缺乏语言趋同或重构的条件，即形式上或内容上的相似性。因此，英汉词汇趋同或重构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当英语词汇被借用到汉语系统时，由于英汉两种语言拼写系统和读音系统的差异，使得外来借词在形式上必须同化为具有汉语式的书写或发音特征，如“拜拜”。这种借词不仅不会对汉语造成威胁，不是腐蚀（corruption），反而是对汉语词汇系统的丰富（词汇属于开放类系统）（另见Aitchison 1991），增加了汉语词汇的多样性。
4.2 词汇磨蚀与语言水平
语言水平是影响语言技能能否保持的一个显著因素（Kennedy 1932），与磨蚀的量或速度成反比，这一现象被Vechter归纳为“倒置假设”（Vechter 1990）。当语言水平达到成熟水平时，语言知识就不容易发生磨蚀（Ecke 2004），即一个人的语言水平一旦越过关键阈值就能稳固下来。未来千变万化的情况虽然会对其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一般不会导致严重的语言磨蚀。语言水平较高学习者的语言技能相对稳定，即使在停止学习后, 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问卷调查显示，所有受试在经过小学、初中、高中共12年的汉语学习后，在小升初、中考及高考中语文成绩都达到合格。《欧洲语言教学与评估共同纲领》（CEF）把语言水平分为3个等级，包括6个级别A1（入门水平），A2（发展水平），B1（阈值水平），B2（优势水平），C1（熟练水平）和C2（精通水平）；其中阈值水平要求达到能做简单日常交流和社会交往的水平（李艳红、田巍 2009）。根据这个标准，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汉语水平在B1之上，即达到了阈值水平。这意味着这些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已经习得了汉语程序性知识 （procedural knowledge），这种知识一旦获得就会终身受用（钟书能 2003），一定程度上起到延缓词汇磨蚀的作用，有助于汉语词汇的维持。因此，尽管随后不再系统地学习汉语，但由于其语言水平已超过阈值，所以其L1磨蚀的程度和速度都相对缓慢。英语对汉语的抑制作用就会降低。这样发展起来的双语属于“添加型双语”（additive bilingualism），即习得L1过程或完成之后，又加入第二个语言系统（即L2）。如果使用频率相当，添加型双语中的L1词汇可以和L2词汇共存。
临界激活阈值假说 （Activation Threshold Hypothesis，ATH）认为，如果L1词条长时处于闲置状态，再次激活时其临界阈值就会升高。长期缺乏刺激必然导致语言磨蚀（Paradis 2007:125）。再次提取时就需要更多的神经脉冲来完成，即激活阈值（临界值）加大。 如果L1词汇经常使用，再次激活它只需要少量的神经脉冲就能完成词汇提取。本研究中的中国学生除了课堂、课外接触英语外，日常生活中还包含很多互动型和非互动型汉语接触，如日常口头交际、笔头交流、读书、看报、看电视及思考。这些接触应该是其汉语词汇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
4.3 汉语词汇磨蚀的年龄因素
有研究表明，关键期假说也同样适用于母语保持。首先，母语习得基本上在青春期之前完成（Robins 2000：12），如果青春期阶段一直处于母语环境中的被试，即使以后长期处于外语环境中，与那些在这个年龄之前就离开母语环境的被试相比，其母语磨蚀的程度和速度都要小得多（倪传斌、刘治2009）。这样来看，关键期在L1磨蚀中的效果和L2习得效果正好相反：L1磨蚀开始时间越早，其L1系统退化程度就会越大；磨蚀开始时间越晚，L1词汇就越不容易磨蚀。根据心理学家的调查，我国女孩的青春期一般在10至12岁，男孩在12至14岁，汇合点为12岁。11岁之后，儿童的认知能力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元语言意识变得敏感，模仿力和长期记忆能力增强，母语系统已经建立，不会受到很多干扰（桂诗春 1985：178）。我们的问卷调查表明，两组受试学习英语的起始时间为初中一年级（只有极少数为小学三年级），当时年龄在12到13岁之间，当时他们的汉语认知能力已经较高，母语系统已经相对完善。其次，根据Goral （2004:34）的研究，L1环境中的受试一般在40岁左右开始表现出L1磨蚀迹象， 50岁时表现明显，70岁左右表现最明显。本实验的问卷调查显示，两组受试的年龄均在18-25岁之间，已经过了青春期阶段，但尚未达到40岁以上。按照Goral的研究结果，该年龄段不容易受到外语系统的干扰。此外，这些受试都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其元语言知识或正式课堂教学中的显性知识对加固或稳定其汉语词汇也起到重要作用。
4.4 词汇磨蚀的隐蔽性
Schmid（2011）曾对“跨语影响”（CLI）和“语言磨蚀”之间的关系进行区分，认为我们可以根据受试话语中“有什么”来研究跨语影响；根据受试话语中“缺什么”来研究或检测语言磨蚀。也就是说，语言磨蚀具有隐蔽性特征。在我们收集的语料及统计数据中，以下几个方面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第一，由图１、２、４中U值、高频词数及实词比率的散点分布图可以看出，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的这三个变量离散程度较大，说明在运用汉语词汇进行表述时，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各受试的U值、高频词数及实词比率分布不均匀。这可能是受试的词汇多样性、词汇复杂性和词汇密度逐渐降低造成的，是受试汉语词汇开始磨蚀的迹象之一。第二，受试提取信息时表现困难，具体体现在受试者的语码转换，缺乏对应的汉语形式。词汇提取失败假说（Lexical Retrieval Failure Hypothesis）认为，词汇磨蚀经常表现为词汇提取延迟（Ecke 2004）。经常使用或最近接触的信息被储存在大脑记忆箱的上层，这类信息能够很快被获取；那些不经常使用的信息被储存在下层，需要更长的时间和努力才能提取（Forster 1992）。当获取困难时，受试则通过语码转换的形式提取词汇，如直接用英语词汇替代汉语词汇“Tom决定通过面包来引诱抓捕Jerry，谁知，没抓到Jerry反而让自己吃了个大亏。可是Tom并没有就此放弃，它追着Jerry来到Jerry家门口”（选自受试语料）。如果汉语语篇中出现过多的英语词汇，就说明这些受试提取汉语词汇时确实遇到了困难，或至少在汉语词汇书写方面有问题。这意味着，这些替代汉语词汇的英语词汇处于他们记忆箱的上层，提取时比对应的汉语词汇更容易。对应的汉语形式由于很少使用而位于记忆箱的底层。如 “The end”（替代“结束”）、“猫vs老鼠”（表示猫与老鼠之间的争斗）、“Tom和Jerry”（“汤姆、杰瑞”）等形式的出现虽然可能有其他原因，但也间接说明这些日常生活中不常使用的汉语词汇在产出时确实有一定难度。提取信息遇到困难是语言磨蚀的表现形式之一；语言使用者如果能够得到适当的提示， 暂时不能获取的信息是可以获取的（Ecke 2004）。第三，学习者在表达过程中会出现如频繁犹豫、自我修复或采用回避策略等不稳固性（insecurity），即舌尖现象（tip-of-the-tongue，TOT），而这些现象也可能是语言磨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Schmid & Köpke 2009）。我们收集到的语料中存在错别字、涂改、添加、删除等现象。学习者在进行汉语书面表达时似乎有“提笔忘字”的情况。本研究中，我们参照Engber（1995:146）对词汇错误的分类，根据汉语词汇及书面语的特点，将错别字、涂改、添加、删除等都看作词汇使用错误，重复错误只算一次。参照《现代汉语词典》（2002），通过人工检测、统计发现两组受试的词汇使用错误率在统计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48<0.05），即实验组词汇使用错误率高于控制组。这说明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汉语词汇已经处于磨蚀的初级阶段，只是程度和表现还不太明显。第四，两组受试均表现出对显性主语使用过度的情况，汉语允许主语脱落，英语要求主语必须出现（王月华、于善志 2012），且常用名词短语和代词来充当。中国人在英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容易受母语参数的影响而倾向于脱落主语，但随着学习者英语水平的提高，英语反过来会对汉语系统造成影响，导致高级英语学习者在汉语表达过程中过度使用名词短语或代词来指称主语。缺乏相应的零主语或零宾语形式也可能是语言磨蚀开始前的一个先兆。
5、结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汉语词汇磨蚀情况提出假设，经过比较两组受试的词汇丰富性发现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汉语词汇磨蚀与其他L1语言的词汇磨蚀存在一定的差异，即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的汉语词汇并未受到磨蚀影响。文章从语言类型、语言水平、年龄及词汇磨蚀的隐蔽性等四个方面对这一结果进行了讨论。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的语言磨蚀界、尤其是汉语词汇磨蚀领域提供参考。由于在选择受试、诱导类型等方面的限制，本研究尚需要进一步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两组受试中的男生比例过少，这一现象可能仅能说明女生的情况；那么，性别因素在汉语磨蚀中是否会产生影响？再如，如果改变复述类型或以口语形式进行即时复述，结果是否会有差异等。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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