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日成语中“花”隐喻的对比研究

陈颖杰

    摘要：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以“花”为原始域的中日成语，发现中日成语中，“花”的映射含义存在着共通的交叉部分，这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在对“花”的认知上有着类似的共性。与此同时，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两个民族还是打上了各自的文化烙印，这些不同点与民族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汉日成语;花;隐喻;对比

1 引言

    哪里有语言，那里就有隐喻，可以说，语言中的隐喻随处可见，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和渗透性（王文斌 2010）。就可查的资料考证，隐喻的研究始于亚里士多德对于哲学问题的思考。自那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隐喻被认为是一种用于表达和帮助理解的修辞方式。直到80年代，认知语言学的蓬勃发展为隐喻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式。认知语言学从人类认识过程的角度，将隐喻视为认识、理解世界的重要工具。简单来讲，就是利用自身熟悉的具体事物、概念来比拟抽象、复杂和生疏的事物或概念，从而达到用隐喻来构建人类大脑中的概念系统。为了深刻认识和理解周围的世界，人们本能地寻找不同概念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便创造了隐喻。所以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装饰，更是人们基本的思维和认识世界的方式（赵艳芳 1994）。近些年来，基于英汉语料的隐喻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但对汉日成语的隐喻对比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试以汉语和日语中出现的以“花”为原始域的成语为例进行整理，并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原理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和考察。

   1989年修订版的《辞海》中对成语定义如下：“成语是熟语的一种，习用的固定词组”（夏征农、陈至立  2010）。但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成语的定义也有不同的看法，狭义上的成语主要是指由书面用语转化而来的四字成语，广义上的成语除了上述以外，还包括一些被收录在谚语大辞典中，经常为人们所使用的谚语。

  日本《广辞苑》对日语中的「ことわざ」的定义如下，「古くから人々にいいならわされた言�。教�、�刺などの意を寓した短句や秀句」（新村出� 1998）。《明镜国语辞典》中对「ことわざ」的做了如下的解释，「その国の民�の生活から生まれた教�的な言�、形式を整えた短いものが多い」（北原抱雄 2008）。「ことわざ」翻译为中文可以为谚语、俗语、成语。

　本文限于篇幅限制且为了更直观地对比“花”隐喻含义的不同，将日语中的「ことわざ」视为与汉语中的成语等同的语言现象来进行研究。

2 日语成语中有关“花”的隐喻

     日语「俗�・ことわざ大辞典」（尚学�� 2007）收录了与“花”相关的成语共有320多条。通过分析这些成语，我们可以就其中“花”所映射的不同含义归纳如下：

2.1 由花的外观映射出的隐喻

（1）虚有其表的事物。例如「花多ければ�少し」（花开得多的植物却只结少量的果实）、「花より�子」（优雅漂亮的观赏物不如有实际利益的东西更有吸引力）、「�の花には香りなし」（画卷上画的花漂亮却没有香味）这三个成语中的花都比喻徒有其形却无实的事物，这是由花缤纷美丽的外表逆向思维而引出的隐喻含义，暗含了对花这种特征的贬义和不屑。

（2） 美好的事物。例如「梅の香りを�の花に�わせて柳の枝に�かせる」（让柳树的枝头上开出樱花的花瓣飘着梅花的香气），「言わぬが花」（不说为妙、含蓄而不露骨才是美），「�ぬうちが花」（不看为妙、想像更添三分美）、「�上に花を添える」（锦上添花、好上加好）等等。这是一种纯粹的对花的美丽的欣赏和赞颂，由花的美联想到世间美好的事物。

（3）女孩、美丽的女人。例如「鬼も十八番茶も出花」（不管长相怎样的女子，到了妙龄室都会散发出女性的魅力），「立てば芍�すわれば牡丹�く姿は百合の花」（比喻站如芍药般魅力，坐如牡丹般优雅，走如百合般婀娜的女性），「散らぬ花」（美女的姿色就像永不凋谢的花）等等。盛开在植物之中的鲜花正如人群中驻足的美人般光鲜照人，花朵纤细娇嫩的样子也如同女孩般惹人怜爱。

2.2 由花开时的状态及其生命周期映射出的隐喻含义

（1） 繁华、热闹。例如「花の都」（ 如同花开一般繁华的都城），「枯れ木に花�く」（已经枯萎的树上再次开出繁华的花朵，衰败的事物再现繁华景象），「花をやる」（极尽繁华、极尽奢侈），「�に花が�く」（讨论谈话像花开一样热闹、繁盛）等等。百花齐放的季节都是能让人感觉到欣欣向荣的景象和热闹、繁华的气氛。

（2） 光荣、荣耀。例如「故�へ花、�を�る」（功成名就后衣锦还乡的成功人士正是家乡的荣耀），「武家奉公は男の花」（在武士的家族担任职务是男子汉的光荣），「花を持たせる」（将花一样的荣耀和名声都谦让给对方）等等。饱受风雨摧残的鲜花最终绽放，花朵之中隐含着奋斗和努力的回报。我们常常给做出贡献的人，取得成功和进步的人献上鲜花，那正是光荣的代表。

（3） 虚幻、转瞬即逝的事物。例如「�吹かぬ�の花」（短暂瞬间的繁华就像还没被风吹落的花瓣一般），「器量は当座の花」（人的美貌就像一时的鲜花，不能长久），「花七日」（花开只有七天，荣华不能长久）等等。作为美丽和繁华象征的鲜花，最终还是要随风落地，不免勾起赏花人的伤感，世间万事都如鲜花一般，转瞬即逝。

（4） 雨后送伞、错过时间而无用的事物。例如「会に会わぬ花」（错过节日时间，不起作用的事物），「菖蒲会に会わぬ六日の花」（原本五月初五端午节用的花，到了初六就不起作用了），「盆すぎての�の花」（错过盂兰盆节以后，原本需要使用的莲花也不起作用了）。在这些成语中，花总是和节日联系在一起，原来在节日中花作为喜庆或装饰的东西而被使用，继而引申出错过节日后无法发挥作用的意思。

（5） 征兆、预兆。例如「返り�きの花は凶兆」（花谢之后再次开放预示着凶兆）「栗の花霖雨」「栗の花盛りには雨天が�く」（如果栗子的花开了，就会有连续的雨天）「��に夕方花を上げると��が殖える」（傍晚的时候给佛前献上鲜花，家里就会有人过世）等等。诸如此类的成语比比皆是，日本人在与自然的长期相处中，形成了朴素的自然崇拜的观念，认为万物之中都有神明，花作为植物的代表，更是被给予关注，远古时代的日本人就曾经通过观察花开的状况来占卜一年的收成，因此将花开作为事件发生的预兆也就不难理解了。

2.3 由人们对花给予的心理暗示映射的隐喻

（1） 婚姻、恋爱。例如「花嫁の支度」（比喻就像为新娘所做的准备一样，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恋いの花」（爱就如同花一样美好）「春は花散り、夏は腐れ�、秋は�きやすし」（用花来比喻婚姻的不顺，说明对在春夏秋季提及婚姻的反感）。日语中有「花嫁」，「花婿」这样的表达方式，意思是指新娘和新郎。美丽的鲜花也象征了人们对幸福婚姻的祝福和向往。

（2） 幸运、奇迹。例如「石に花�く」（石头上开出鲜花），「煎り豆に花が�く」（炒豆发芽，铁树开花），「煮大豆に花の�きたる如し」（就像煮熟的黄豆上开出鲜花一样）等等。花的开放能令人精神一振，让处于绝望中的人看到生命的希望，因此被人们给予了幸运和奇迹的含义。

（3） 标志、特征。例如「�は�者の花」（仓库和粮食是富人的象征），「火事と喧�は江�の花」（火灾和吵架是江户的代表性特征），「がさつは臆病の花」（粗暴野蛮的人往往是胆小鬼）等。人们看到绿丛中的一簇鲜花常常都能留下深刻的印象，樱花也常被看作是日本文化的特征，不同的花在人们眼中代表了不同的含义。

2.4 由花本身蕴涵的价值映射出的隐喻

（1） 有利益、有价值的事物。例如「花八�倍、�九�倍」（比喻与本金相对所得利益多少的职业），「子供に花」（将有价值的花交到不明白其价值的小孩手中），「�入り豆に花」（在已经结有果实的豆子上又开出了花，比喻利上加利）等等。这些成语中的花都映射有价值、有利益的事物，

（2）精华、精英。例如「花は�木、人は武士」（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一��いても花は花、一合取っても武士は武士」（即使开放的花朵只有一朵，鲜花还是鲜花；即使俸禄只有一合，但武士终究是武士）。这种隐喻中带有强烈的等级思想，就像武士被认为是统治阶级一样，樱花也为日本人喜爱并大加赞颂。

（3） 才能、智慧。例如「才�の花」（将既有才学又机灵的人比作花），「才�の花を�る」（比喻充分地发挥智慧和才能），「盛りの花を野で暮らす」（比喻身怀才能却默默无闻地度日，即怀才不遇）等等。这种隐喻是对花价值的充分肯定身怀才能的人正如孕育着果实的花朵一样，光鲜照人，令人羡慕。

2.5 其他消极、反面的隐喻含义

（1） 艺妓，风尘女子。例如「手活けの花」（赎身后嫁人的妓女），「�に�く花」（在见不得人的地方开放的花朵，比喻妓女）等。

（2） 衰败、失败。例如「霜の下の花」（经受霜打之后的花朵，比喻失去生机和活力的事物），「�が勇めば花が散る」（过份张扬得意之后反而会失败）等。

3  汉语成语中有关“花”的隐喻

     即使是看待同一事物，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的人们也会衍生出不同的价值观。花与两个民族都有着密切关联，但在各自的语言中所反映出的隐喻含义和文化现象却不尽相同。现以《汉语成语辞典》（李松 2009）中出现的与“花”相关的成语中表达的隐喻含义为例进行分析：

4 汉日成语中“花”隐喻含义的共性形成原因分析

    中日两国的语言和文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两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花”字在汉日语中的共通使得花在两国人民头脑中形成的认知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花”的解释有一条如下：“不真实或不真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 2005）。《广辞苑》中对“花”也有“浮于表面却无内涵的事物”的解释（新村出� 1998）。花相对于果实，有较好的欣赏性却缺乏满足基本生活的实用价值。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生存资料的解决是劳动的目的。因此，在生活中逐渐引申出了“没有实际价值”这项隐喻含义。

    尽管在历史文化和社会习俗上存在不同，但对于美丽事物的追求和热爱似乎是两个民族的共性。花朵绽放的美丽，妆点了自然的色彩，丰富了生活的情调，让观赏者为之赞不绝口。汉日成语中都出现了由“花”映射出的的“美丽、美好的事物；爱情、婚姻”等，怀有人们对“美好”的欣赏和祝愿。两国古老的传说中也都有关于相爱的人无法在一起，最终只能借助美丽的花来表达爱慕之意的传说。不同的是中国的爱情之花是玫瑰，日本是樱花。另外，由于花具有的孕育果实的能力和女性在繁衍后代方面的相似性，加上人们对两者共有的美丽的认同，从而又出现了以花来喻美人的隐喻含义。

   花开之时，颜色缤纷交错，让人目不暇接。加上一到赏花的季节，人们常会结伴出行，络绎不绝地来欣赏美丽的风景。这样就容易让人联想到社会上繁荣、热闹的景象。

   作为植物，花的生命周期也必须经历从开始到鼎盛最终走向衰亡的过程。人们在感叹“好花不常有，好景不常在”的同时，也对生活中转瞬即逝，无法长久的事物的思考。同时，尽管花儿知道自己最终走向凋谢，但在那之前仍绽放出生命的精彩。

5 汉日成语中“花”隐喻含义不同点形成原因分析

    经验基础产生于隐喻映射之先，为隐喻隐射提供土壤，并赋予隐喻映射以意义。而隐喻实现则产生于隐喻映射之后，其意义也是通过隐喻映射实现的（蓝纯 2005）。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积淀、历史条件的不同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影响了两国人们对“花”这一事物的认识和理解。通过比对还原“花”在两国人民心中的地位，我们可以尝试对形成这种不同隐喻含义的原因进行分析：

    在生产力低下的日本，人们的生存都依赖于自然的庇佑。在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的刺激下，古代日本民族形成了“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古代日本人相信‘花’里栖息神灵，他们还根据花儿开放及凋零的状态来占卜收成的好坏及人事的凶吉。” （滕军 黄玉梅 张瑜 王善涛 2011）这样一来，日语中出现的以“花”来隐喻“征兆”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是古代人们观察自然，适应自然的结果。

    在《广辞苑》（第五版）中对花的解释特别列出了一条，“由其指樱花或梅花”（新村出� 1998）。《花の�奏�花と日本文化》一书中也说到，“提到花便是指樱花，这是文（下转195 页）

 (上接190页) 学界的常识”（中西进,�惟雄 1997）。樱花不仅在文学中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在日本人的心中更是神圣的代表。日语中「花�」这个单词就特指樱花。樱花更是作为日本民族和生命意义的象征，受到日本人的争先追捧。可以看出，樱花在日本人心中是一种象征，更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标志。日语成语中出现的以”特征“为目标域的隐喻含义可能与此有较大的联系。

    菊花被认为是日本的国花。其实，菊花原本是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外来物种。中国汉代把菊花看作延年益寿的良药而大加赞赏，在重阳节也会品尝菊花酒。这一习俗为日本借鉴，并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在日本传统艺术中，“花道”被认为是极致地展现日本特色的艺术形式。花道的发展经历了从对“唐物”的追捧到对“花”本身自然价值的注重，从而将日本民族纤细、敏感的审美情趣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花在日本人心中的观赏价值、药用价值以及人们对于美的审视上都有重要的作用。

   王元在《花在中西文化中的隐喻意义》一文中，对中西文化中“花”隐喻的“精华”的含义做了探讨。在中国古代诗文选集中，多见以“英华”来命名。如《诗苑英华》、《国史英华》等等(王云 2003)。古文中，“英华”就是指“花”，可见在古文中，“花”引申为“精英”是存在先例的。但似乎这种现象在汉语成语中没有出现。

    此外，汉语成语中“花”的隐喻含义多见于事物色彩等方面的复杂性和抽象性的表达，这可能与汉民族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有关。

6 结语

本文通过汉日成语中，有关“花”隐喻含义的对比考察研究，发现汉日两个民族对于“花”这一事物的解读，伴随有对同一事物的相类似的认知过程。同时又始终根植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观念。隐喻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人们交流和表达的要求，处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群所要表达的含义也会受到自己文化圈的影响，继而对于同样一个事物会赋予它不同的隐喻含义，实现同类型文化圈内部的交流。正确掌握日本成语中这些隐喻的含义，对于深化日语学习、理解日本文化的深层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文斌. 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2] 赵艳芬. 认知的发展与隐喻[M]. 外语与教学出版社，1994.

[3] 夏征农、陈至立 主编 . 辞海[M].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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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北原抱雄. 明�国�辞典[M]. 大修��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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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松. 汉语成语辞典[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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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蓝纯. 认知语言学与隐喻[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10] 滕军、黄玉梅、张瑜、王善涛. 日本艺术[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12] 中西�、�惟雄. 花の�奏�花と日本文化[M], ぺりかん社, 1997.

[13] 王云. 花在中西文化中的隐喻意义[J]. 复旦学报, 2003（3）.

作者简介

陈颖杰 2011级日语语言文学研究生 研究方向：日本文化（导师 张正军）

    论汉语“女人”的隐喻认知系统

黄倩倩

摘  要：隐喻在语言中无处不在。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层面的事物，更是一种思维层面的事物。Lakoff 与Johnson主张隐喻是人类概念系统的固有特性，它使人能够运用始源域里的知识结构来彰显目标域。本文拟通过分析汉语语料中的大量的“女人”的隐喻现象，将“女人”的隐喻分为女人是动物，女人是花，女人是水，女人是水果，女人是作品，女人是衣服六种。进而揭示汉语中存在着一个复杂而有序的隐喻认知系统。

关键词：女人、隐喻、认知

1. 

2. 引言

早在20世纪30年代，Richards（1936:90 引自王文斌2007：2）就曾指出，我们只要稍稍作观察，便不难发现隐喻在语言中无处不在，任何语篇的每三句话中就会有一个隐喻出现。Richards（1936:90 引自王文，2007：23）还借用英国诗人雪莱的话说，语言在本质上是隐喻的。语言作为人类思维意识的物质载体，其中隐喻的大量存在足以说明隐喻是人类认知和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隐隐喻思维能力是随着人的认知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是认知发展的高级阶段，使人们认识世界，特别是抽象事物的不可或缺的一种认知能力。

长期以来传统的语言学将隐喻看作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段和一种附属于语言之上的语用现象，因而只是修辞学、文学和文体学研究的对象。Lakoff 与Johnson (1980 引自吴恩锋 2004) 以《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开创了现代隐喻研究的新途径，提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隐喻概念系统。这一系统的核心是二领域模式隐喻理论，主张隐喻是人类概念系统的固有特性，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层面的事物，更是一种思维层面的事物。隐喻的本质是一种跨越不同概念领域间的映像关系，这种介于两个概念领域里实体间的对应使得能够运用始源域里的知识结构来彰显目标域里的知识结构。他们指出隐喻的功能就是令我们得以借由某一类事物来了解另一类事物。上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开始将隐喻与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相结合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使隐喻研究走向深入，隐喻不再被看做是语言上的一种修辞手段或者简单的语言产物，而是被看做人类的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借助语言而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本文拟通过分析汉语语料中的大量的“女人”的概念隐喻现象，进而可以发现隐藏于语言背后的汉语的隐喻认知系统以及汉民族的复杂而丰富的思维方式、独特的洞察力和创造力。本文汉语语料的来源是我们平时阅读的小说、散文、诗歌、歌词、网络博文、帖子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为了探讨对象的集中，在此对明喻、转喻、提喻和引喻等不做传统修辞格意义上的区分，将这些辞格统称为隐喻。

3. 汉语“女人”的概念隐喻认知系统分析

赵艳芳（2001:106）在《认知语言学概论》指出Lakoff 与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列举的隐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实体隐喻。其中结构隐喻，是指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来构造另一种概念，使两种概念相叠加，将谈论一种概念的各方面的词语用于谈论另一概念。

女人是指一个雌性人类，与雄性人类也就是男人成对比，是人类两性之一，能在体内产生卵细胞。人类不能没有女人，女人延续了人类的发展。本文女人指称所有的女性，并不单指成年女性。自古以来汉民族对女人的描写不胜枚举，诸如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出水芙蓉、惊鸿艳影、国色天香、倾国倾城等来形容女人的美貌。对女人的隐喻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残花败柳、野草闲花，女人如衣服，女人是水等等。因此丰富的女人隐喻语料为我们研究汉民族的隐喻认知系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进而来证明隐喻不但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类认知世界和形成概念的重要工具。隐喻是我们理解抽象概念，进行抽象思维的主要途径，它在我们认知客观世界中起着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孔德明 2002）。胡壮麟（2004:10-11）也指出，施喻者之所以能创造性地使用隐喻，就是因为在施喻者的长期记忆里已经储存了对世界事物各种特性的把握，因而可以从眼前的事物特性联系到以往经验过的事物。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隐喻是从一个概念域向另一个概念域的结构映射，其认知立足点是人类的基本经验。施喻者出于表达自己个体诸如思想、观点、判断和情感的需要，能从自身所特有的视角观察世界、透视世界并表征世界，形诸于语言从而形成隐喻（王文斌，2007:95）。

本文将“女人”概念隐喻分为以下六种：女人是动物，女人是花，女人是水，女人是水果，女人是作品，女人是衣服。

2.1.女人是动物

汉语中常常把女人隐喻为动物，诸如女人是老虎、蛇蝎女人、狐狸精、河东狮等。在此要说明的是本文将人视为动物的一种。

（1）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苏东坡《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

（2）我在家天天听河东狮吼，哪有心思关心别人家的狮子。(网易博文)

（3）薛文龙悔娶河东狮，贾迎春误嫁中山狼。（《红楼梦》第七十九回的回目）

（4）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代，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女人是老虎》歌词）

（5）养一个儿子是养一个才狼，养一个孙子是养一个蚂蟥，养一个媳妇是养一个娘娘（流行于武汉的一个说法）

（6）这女人啊，一旦有了孩子，她就不是女人了，首先她是个母亲，其次她是头母狼。（蜗居台词）

（7）王夫人道：“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是狐狸精了！”（曹雪芹《红楼梦》 ）

（8）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骆宾王《讨武氏檄文》 ）

（9）不要以为我没发现你又偷偷跑去跟她见面，不要问我什么意见你的眼神明明就是有鬼，我的警告可是最后一遍，如果你还一样不知检点，跟那个狐狸精闪一边离开我的视线。（罗志祥《狐狸精》）

 (10)这个女人就是一只猫，令人难以捉摸。（）

（11）女人不是天上那月亮，女人不是瓶里那束花，女人不是笼中那只鸟，女人不是墙头的书，女人是什么谁给我回答；妈妈留下的那句话，是我心上的一道疤，我说十个女人九个傻，妈妈的话改改它；女人不当嚼于马，女人不当井底的蛙，女人不当锈死的那把锁，女人是什么今天我来答。（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主题曲歌词）

(12) 在男人心目中,大专女生是小龙女,本科女生是赵敏,研究生女生是黄蓉,博士生女生是李莫愁,博士后女生是灭绝师太,硕博连读更可怕,是东方不败!(网络流行语)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汉语将“女人”隐喻为动物的语料很丰富，使女人的各种抽象特征具体为某种动物。因为不同的人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同样对女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这就导致将女人隐喻为不同的动物。由此可以看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层面的修辞手段，更是人类思维方式及人生经验的体现。

2.2.女人是花

古往今来汉语中也常常把女人隐喻为花。崔护说：“人面桃花相映红”；李白说：“美人如花隔云端”；李易安自况：“人比黄花瘦”。花算得上女人的一个隐喻。梅艳芳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叫做《女人花》：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这是将“女人”隐喻为花的典型代表。再来看下面将“女人”隐喻为花的明证：

（13）女人一生如花：女人零岁是心花，待开放；女人十岁是梨花，洁白；女人二十是桃花，鲜艳；女人三十是玫瑰，迷人；女人四十是牡丹，大气；女人五十是兰花，优雅；女人六十是茉莉，淡定； 女人七十以后是棉花，温暖。（手机短信）

（14）有的女人阳光、可人，说起话来坦诚、直来直往，就像个茉莉花，纯洁带着清清的香味。有的女人像朵玫瑰花，多刺，当爱来时，爱你死去活来的，来的快，去的也快，受了伤害，痛苦不堪。有的女人像娇柔的兰花，开的美丽，但要特别的照顾。有的女人像路边的小野花，生长的容易，耐风吹雨打，开的美丽天真。有的女人像牵牛花，跟着你到老到死，纵然男人再不好，她也只有过一天算一天了。有的女人像铁树开花，你的柔情蜜意，也不管用，过分的自我，开起花来不容易，你只有耐心的等待，不然就就得比她强势，让她屈服在你的驯服下，不然她会把你当个摆饰给别人看。说来说去，女人就是花，花开花落，花落谁家，不是开心，就是苦难，不然平淡也是福气，花样年华过了，也可能是颇有韵味的女人花，不然就是枯萎的花朵，女人就是要在花瓣还没掉落的时候把握好自己，找个可以相偎相依的男人。（http://love21cn.msn.com.cn/article/show_article.php?tid=2236559）

（15）女人不是天上那月亮，女人不是瓶里那束花，女人不是笼中那只鸟，女人不是墙头的书，女人是什么谁给我回答。（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主题曲歌词）

（16）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 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 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 沉香亭北倚阑干。（李白《清平调词三首》

（17）好女人是一节舞蹈，是韵味中舞蹈的梅花。（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b54aa201000753.html）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将“女人”隐喻为花不在少数。这是因为语言结构深深扎根于认知结构中，隐喻就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隐喻利用一种概念表达另一种概念，需要这两种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种关联是客观世界在人的认知领域里的联想（赵艳芳 2001）。相似性是隐喻始源域与目标域发生联系的纽带（王文斌 2007）。女人与花都是美的事物。花有百种,种种不同,各有芬芳,各有其丽。女人亦是如此。因此将“女人”隐喻为花是施喻者这一认知主体对“女人”的认知阐释，是施喻者认知思维过程的结果。

2.3.女人是水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水不单单指纯净的水，我们将酒、茶、咖啡、各种饮料等也归为水这一类。古往今来把“女人”隐喻为水也是多之又多，比如“红颜祸水”。唐朝王翰的《凉州曲》“葡萄美酒夜光杯”就是把女人隐喻为葡萄酒。再如《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女人是水做的”使得“女人是水”这个隐喻家喻户晓。越来越多的人出于表达的需要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或对女人的认知也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 “女人是水”的概念隐喻。

（18）女人是咖啡，一种集众多的味道的极品生活的饮料。（王文斌 2007）

（19）女人是水，海水的胸怀浩渺，仿佛母亲；河水的平淡是金，仿佛妻子；情人则是深藏不露的，有着甘甜诱惑的井水。(承群学社的网易博客)

（20）女人是水。小家碧玉宛如溪流，出身山野，浑金璞玉，还没有遭受出山泥沙。大家闺秀好像深潭，清而不浅，动而不乱，可要领略她，需要爬山涉水的努力。可惜现在的化妆品轮番上阵，女人们越来越象是自来水，都是加工后统一的寡淡味道。(承群学社的网易博客)

（21）有些女人是雨水，滋润你、灌溉你，却不留痕迹；有些女人是露水，初恋般美丽、晶莹，可遇却无可挽留；有些女人是酒水，社交公关中左右逢源，大多数人却望而生畏；有些女人是冰水，是在你炙手可热时奉上的，也许解一时之渴；而在贫寒时悄悄添加的热茶，那种女人有点儿苦，却足够温暖一生。 (承群学社的网易博客)

（22）女人是水做的。一年四季水之变幻，正如性格情绪多变的女人。纯洁的雪是水的  精华。女人是纯洁的雪。她纯洁着男人的灵魂也净化了一切丑恶。坚强的女人是坚强的冰。她把世态的冷酷和心中的委屈深深凝固在心底，默默无语从不流一滴眼泪。一旦春风得意，她会以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滴水穿石克服一切困难。聪明的女人是透明的流水，她知道什么时候急什么时候缓,什么时候直什么时候弯。她躲过心怀叵测的山川，躲过不怀好意的丛林，勇敢地奔向自己的生活。(承群学社的网易博客)

(http://chenqunxueshe.blog.163.com/blog/static/92892951201051984112271/?fromdm&fromSearch&isFromSearchEngine=yes)

（23）六、七十岁的女性是一杯茶，有点苦涩但非常受大家的尊敬和欢迎；三、四十岁的女 性就是一杯任加调料的水，解渴、实在；十到二十多岁的女性就是雪碧，热情、奔放。

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人们通过把“女人”隐喻为水来更深层次地认识女性。施喻者积淀于大脑的世界知识、社会常规、人生经验和记忆不同，所以将女人隐喻为酒、红茶、绿茶、雨水、露水、大海、河水等不同的水。但是水和女人的相似性是这些概念隐喻存在的前提，即水和女人都有着善变、水清、水浊、包容、善良、脆弱、千姿百态、万种风情等等特征。

2.4. 女人是水果

汉语中也有人把“女人”隐喻为各种水果的，但是这种隐喻不像前面的动物、水、花那么常见。这与人对“女人”和水果的相似性认知有关。

（24）大一女生是樱桃,好看不好吃；大二女生是苹果,既好看又好吃；
大三女生是石榴,好吃不好看；大四女生是番茄,连水果都不是。（大学男生对女生的评价）

（25）女人好比梨，外甜内酸。吃梨的人不知道梨的心是酸的，因为吃到最后就把心扔了，所以男人从来不懂女人的心。(http://bbs.076299.com/forum.php?mod=viewthread&

tid=359475&page=1）

例（25）大学男生通过将女生隐喻为樱桃，苹果和石榴三种水果再加一个不是水果的番茄非常有见地地展现了大学女生四年的成长变化以及岁月对女人的影响之深，体现施喻者独特的洞察力以及独特新颖的思维方式。例（26）也是施喻者对隐喻的再创新，充分证明隐喻不仅是语言的修辞手段，更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是思维方式的扩展。

2.5. 女人是作品

汉语中也将“女人”隐喻为各种各样的作品，诸如哲学、抒情诗、散文、戏剧等等。以下例子便是明证：

（26）女人都是一门难懂的哲学，让人捉摸不透，都是一幅双面孔。

（27）父母是教科书，朋友是参考书，爱人是工具书，街坊邻居是报纸杂志，妙龄少女是时尚画报。――现代人的读书观

2.6. 女人是衣服

刘备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这是汉语中大家最熟知的对“女人”隐喻。现代社会妇女解放之后男女日渐平等，所以“女人是衣服”的隐喻也有着大的创新和突破。

（28）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兄弟如蜈蚣的手足，女人如过冬的衣服。（《武林外传》台词）

（29）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缺手缺脚的很多，不穿衣服的人却没有．（网络流行语）

（30）都说女人如衣服，那么姐就是你穿不起的牌子。（网络流行语）

（31）找媳妇就像买鞋。辛雯是大白领，是大码鞋，50的。梅好是小女人，是小码鞋，41的。我的脚是41的，所以梅好合适。她是布鞋，穿着养脚。辛雯是高跟鞋，我拍崴脚啊。（《老大的幸福》台词）

3. 结论

隐喻不但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在本质上是人类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感知和形成概念的工具。本文就汉语中“女人”的概念隐喻认知系统做了分析，提出女人是动物，女人是花，女人是水，女人是水果，女人是作品，女人是衣服六类，并有丰富的语料来支撑证明。尽管本论文不能穷尽所有的“女人”的隐喻认知现象，然而它却可以折射出隐喻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手段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且有助于人类揭示在文明进化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思维方式。

参考文献

[1]孔德明，2002，从认知看经济语篇中的隐喻概念[J]，外语与外语教学（3）：13-16。

[2]胡壮麟，2004，认知隐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吴恩锋，2004，论汉语“心”的隐喻认知系统[J]，语言教学与研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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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文斌,2007，隐喻的认知构建与解读[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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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ttp://love21cn.msn.com.cn/article/show_article.php?tid=2236559

[9]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b54aa201000753.html

[10]http://chenqunxueshe.blog.163.com/blog/static/9289295120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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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倩倩2010级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英语教育）。（导师 桂林）

华丽下的褶皱：译本解读中的语境关联分析

A Royal Robe with Ample Folds: 

on the Con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ed Text Interpretation

倪捷鸣

摘要：传统的翻译研究难免落入“怎么译”的认识论俗套，将翻译行为视为孤立事件，仅从对比结构语言学角度出发，狭义地、局部地分析个体案例，将翻译问题视作单纯的语言问题，这样的分析大多停留在字词句的层面，脱离翻译事件具体的交际、语用和符号语境。本文以语境关联为切入点，通过语言学、文化为导向的翻译理论对于语境解读的不同阐释，结合若干具体实例，分析认知语境对于译入语读者认知文本的影响，探讨语境翻译模式，通过分享共同的认知语境，以期减少译入语读者理解上的“褶皱”。

关键词：认知语境；交际；语境翻译模式；褶皱

Abstract: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inevitably falls into the rut of "how to translate". Translation behavior is supposed to be isolated since individual case has been analyzed narrowly and unilaterally only within the angle of contrastive structure linguistics. Such analyses mostly linger on the level of words and sentences, while ignoring concrete communicative, pragmatic and symbolic contexts. The article is trying to proce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 after analyzing linguistics-oriented and culture-oriented translation theories over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context,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context to target readers will be provided within several case studies. By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l of Context, target readers could share the common context, thus reducing the comprehensive "ample folds".               

Key words: cognitive context; communication; Model of Context; ample folds 

1 Introdu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nt and language has once been mentioned in the 8th paragraph of Benjamin's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while they form a certain unity, like a fruit and its skin (Benjamin, Walter, 2000:19). Now that content and language is in this way naturally complementary, the application of translational decision-making strategies should certainly not sink into such a strange circle as "catch one and lose another". However, in actual translated texts, we find it no hard that content and language used to be separated. Since 1950s, linguistics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paved the way for the shift of language in terms of translators (任文, 2007:24). For the issue of formal equivalence that source languages deviate from target languages, structure shift, class shift, unit shift and intra-system shift have been provided in the category shift approach, which further builds theoretical basis on the refinement of target languages (卡特福德, 1991). In addition, Schleiermacher's discussion about the issue of domestication also provides evidence for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dmittedly, translated texts have witnessed from Cicero's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to Jerome's 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 in the language expression. It is like a piece of clothing, which is a splendid feast for your eyes. In many translation-wanted works, especially to a somewhat narrower side of texts which refer to those practice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however, translators are always exposed with double bottlenecks in the level of culture. First, now that translations are considered as a mechanism that with the imitation of "culture A", "language z" is used to express "culture Z" via "language a". Translators themselves should be endowed with relative knowledge of "culture A" (谢天振, 2008:pp.5-10). As for how " language a" is expressed, it refers to the issue of language level. Second, given the fact that translators have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culture Z" via "language a", whether "language a" could be accepted for target readers becomes another problem. Those barriers which are naturally set up are compared to hidden reefs and dangerous shallows, always having translators in a pickle. As a result, it appears the following phenomenon: translators carefully take the beautiful clothing out of the source texts, however, they neglect the intrinsic value that is hidden in original works. It must be "a royal robe with ample folds". Though target readers may read unobstructed or smoothly, they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inner meaning. Sometimes, they will even get lost during that period. The reason under it should be concluded as translated texts with so many ample folds. As it is known that if poetry translations only take the content without the care of the form, such as rhythms, it can not be "lifelikeness". Qian Zhongshu once said that poetry translations need "sublimation" (陈德彰, 2010:7). In the course of the translation, if only the compact and beautiful language is blindly followed without any interpretation of the text-oriented context, the feeling of source text readers to source texts will be hard to be relatively equal to the feeling of target readers to target texts. Meantime, the confusion ample folds rise up to will invisibly bring down the artistic value in original works.

2 Contextual Relevance 

William Wordsworth's famous poem My Heart Leaps Up says "The Child is Father of Man". Such a simple sentence calls for a simple answer if the Chinese version is required, "儿童是大人的父亲". Alert translators may even read through the whole poem, understanding that it is an anthem of the simplicity of the childlike innocence. They hence offer minor alterations about the translation, "童年是成年的父亲" (源引自曹明伦的英汉翻译实践与评析, 2007:87). Any target reader is bound to have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such a translated text. Why do child and man have to link with each other in terms of filiation, or is there existing any other relationships? To a translator who only starts with the language level, the abov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reached the peak of perfection. But if  "acceptability" i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rewriting" is supposed to be included. However, the problem is proposed, not to discuss the way of translation, but to think over the text manipulation of source text translators. Why does "The Child is Father of Man" have to be stated in this way?

Chinese translation tradition of William Shakesphere's sonnets has lasted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as various translated texts emerge. The frist sentence of the 116th sonnet states as follows, "Let me not to the marriage of true minds/Admit impediments;...". And available references for translation have been provided as follows (源引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 1981) :

 (1) 我不承认两颗真心相恋会遭遇阻挠 

 (2) 我不承认两颗真心结合会有障碍 

 (3) 让我承认，两颗真心的结合是阻止不了的 

As for readers in English countries, the verse presents the tension of love and the dynamic of language. In view of the translation effect, target readers often have different puzzles over the verse. Why does the introductory sentence have to be like this in eyes of Shakespeare? Does any one believe the obstacle of the connection with two sincere hearts? Does any one believe that there feels uneasy to be in real love?    

    Such kind of confusions does not only fall into two examples (here examples only serve as a catalyst, more analyses will be made with more case studies in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however, the main issue associated together is contextual relevance. Theoretically, context is defined as a symbolic structure and a collection of meanings which is composed of cultural symbolic systems. In the translation, contextual relevance stands far beyond the surface of language.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verbal consistency" puts target readers in a comprehensive crisis while contextual relevance analysis begins to draw translators great attention on its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3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Context 

The history of foreign translation studies could trace back to ancient Roman times, until 1950s, the research focus of most translators all along centered on "how to translate".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mostly revolved around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The main issue is to discuss the problem as "how to translate" and "how to raise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Such notions as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elegance"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al multiaspect studies. It is certain that the above two examples to some extent consider the matter of "faithfulness", however, under which rich significance has been carried forward (刘宓庆, 2005:pp.321-322). Hans Vermeer has noted in his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that fidelity to the source text by itself is not the sole criterion for a good translation. A translated text should be oriented to target culture. It is the target culture that makes the "adequacy" of translation.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ist Skopos Approaches has jumped out of the language-only translation studies for another breakthrough. Now that the target of translators is to make intended readers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texts, then obviously the issue presented on the examples surrounds on readers' comprehension. Initiators and translators have different translation objectives, however, the concern of textual purpose should be relat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arget readers' cognitive context and cognitive competence. Manipulation School holds that the manipulation of texts is a complicated process and translators have to think over the ways in which the original texts could be transferred by the acceptance of target language system. In fact, it involves many factors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purpose of which l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ual relevance analysis. Since language has been an integral part of culture, as is well known, barely by the means of "code conversion", any attempt to "trans-coding" one type of language with the end of the other type of language only results in incomprehensible translated texts. The cause for creating a source text often connects with the source culture. Taking the two examples mentioned above for reference, the literal level between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t could be impeccable while as for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evel, the inaccuracy of translation comes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non-essential messages.

1. 1 Linguistics-oriented Research 

Translation studies experienced several climaxes, including linguistics-oriented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al cultural turn. Among them, many theories could be applied to offer the open-sesame of the above examples. Translation always falls into a set of power relations that cover the context between source text and translated text. For translators, the issue of text decoding entails questions that outstrip the language itself, though any written text is based on its language. Since the year of 1950s, western countries witnessed a group of scholars studying linguistics-oriented translations. 

Linguistics relevant theories hav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Saussure holds that "signifier" refers to the pointing finger, the word, the sound-image while "signified" refers to the meaning, the thing indicated by the "signifier" which needs not be a real object but is some referent to the "signifier" refers. If applied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signifier" becomes literal expression of the source text and "signified" could be defined as "implication" behind the literal expression, which is also called context. Actually, the context mentioned here could be endowed with wider range of understanding. Levy once said that wider range of context includes an author's entire book or his/her whole works. Other areas' works and relative cultural backgrounds could also be included. 

In the study of linguistic-oriented translation, Nida found that translation is a way of communication. On the premise of no loss in original messages, receptors are being put into the central position. The first phase in Nida's dynamic equivalence development is the concept of formal equivalence (Nida, 1969:12). It asks for both the content and the form equivalence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with formal correspondence and source text contextual thinking pattern and expression should be reached as much as possible.     

French philosopher and Deconstruction School representative J. Jacques Derrida once mentioned the concept of "trace" and "chain of signifier". He thinks that the key for context analysis is to find out the "trace" in the text. As for Shakespeare’s 116th sonnet, the "trace" is "marriage" and "impediments". However, the "chain of signifier" is the process of context analysis. Derrida holds the idea that there is no hors-texte in an article. Because of this, target readers will often get lost. Through the "chain of signifier", the best contextual relevance effect could certainly be reached. In terms of the sonnet, source text readers will associate the "trace" with the marriage ceremony and touch the humanism spirit between the lines. In the western marriage ceremony, the pastor who holds the ceremony will talk to the bride and the bridegroom that "As ye will answer at the dreadful day of judgment when the secrets of all hearts shall be disclosed, that if either of you know any impediment, why ye may not be lawfully joined together in Matrimony, ye do now confess it". The wedding guests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 I publish the Banns of Marriage between ... If any of you know any impediment, why these two persons should not be coupled together in holy Matrimony, by God's law, or the laws of this Realm, ye are to declare it, or hereafter for ever hold thy peace" (汪福洋, 2000:pp.56-57). With the contextual relevance analysis, the "trace" "impediments" is no hard to be defined as " impediments of leal marriage", such as bigamy or illegal marriage age. Hence, Shakesphere's words "Admit impediments" is regarded as the answer of the pastor. Translators could adopt the approach of annotation to improve a target text's "adequacy" in a target system. Translators should take enough cognitive costs into translating, thus the "royal robe with ample folds" could be reduced to a fraction and the intrinsic value could highlight itself gradually. 

Beyond that, "information structure" in linguistics also offers the motivation when context relevance is analyz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nslated texts. The new information of a clause may become the given information of the next clause in an utterance so as to make a group of clauses cohesive in meaning (何自然, 2006:pp,74-75). In translation, why could we not say that the new information of a clause may become the given information of another article?

1.2 Culture-oriented Research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entered into cultural turn in an all-round way from late 1980s to early 1990s. One primary trend is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many cultural theories in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translation. Deconstruction School representative Benjamin has mentioned the matter of audiences. In view of the process of deconstruction, a part of messages loaded in a work can be chips of a broken vase while the translation of source text can be the process of chips being put together. Their shapes may be different, however, they must match with each other exactly. In order to reach the state of identifiable chips, even the means of literal translation could be analyzed in a more deeper way of context. With the context analysis of My Heart Leaps Up, "how to translate" is not the focal point in this article and based on the target readers' comprehension ability, it is related to reduce the "ample folds" as many as possible so as to reach the state of identifiable chips. After all, "faithfulness" of translation to a few specific words or sentences sometimes does not reproduce the real meaning in the source text. Faithful formal copy often ruins "acceptability" of the source text, thus hinde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al meaning. Actually, " The Child is Father of Man" originates from Milton's Paradise Regained. It said in the 220th to 221st lines of the 4th volume that "The childhood shows the man, /As morning shows the day" (曹明伦, 2007:90). Now that "Today is the Child of Yesterday" is well accepted in English conventionalized expression, "The Child is Father of Man" comes naturally. 

Susan Bassnett and Lefevere together edited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in which they conducted intensive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y believe that the translation study has meet a shift. Formerly, the study was carried out simply by comparing one version of translated text with another version in vacuum environment of formalism (Bassnett, Susan and Andre Lefevere, 1998:3). It has been changed that the source text is being rooted in a network of cultural signs with source languages and target languages. 

Cultural translation raises complex technical issues: how to deal with features like dialect and heteroglossia and literary allusion or further-reaching differences in the assumed contextual knowledge that surrounds the text and gives it meaning.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bove examples, we could surely find that cultural translation does not usually denote a particular kind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but rather a perspective on translations that focuses on their emergences and impact as components in the ideology between source text readers and target readers.  

4 Model of Context

Now that the concept of contextual relevance has been exposed out of the pure literal correspondence and linguistics-oriented, culture-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re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ontext in their own ways of the above examples, however, by which way could a translator be gained the best contextual relevance effect and how does it work actually? Text linguistics holds the idea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a text is the consultation and result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receptors. Translators ar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consultation when they are required to transfer the meaning. The "trace" from the text must be tracked to process the intended meaning, implied meaning and presupposed meaning.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context factors, the focu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tarts to get rid of the stereotype of "verbal consistency". In order to tackle target readers' comprehensive difficulties, Hatim and Mason put forward Model of Context which makes the context analysi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nslated text more scientific and organized.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ranslators have to reason the source text's cognitive context with the reasonable contextual hypothesis, finding out the best contextual relevance cultural information. Combined with the reader's cognitive context, context analysis should be provided in advance (Hatim, Basil and Ian Mason, 1990:pp.57-58). Since readers have shared the common context, "ample folds" are therefore reduced to reach the best communicative purpose. Model of context takes a text as a dynamic case. It is connected with a bottom-up context analysis, that is, texture-structure-context analysis. Texture includes the motivated choice of words, syntactic structure etc. Structure relates to the arrangement according to context and texture. As for context, it is clarified as cultural context, context of situation and text-based context (刘军平, 2010:349).

1. 1Cultural Context

Cultural context is the set of circumstances or facts that surround a particular event, situation, etc.joining together. In the very beginning of Adidas' advertisement, there has a phrase called "over twenty-eight years ago". It is no doubt to be translated as "28年前", however, in texture analysis, why does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years...ago" have to be mentioned here? Does the structure have any implication? While the cultural context tells Lincoln's Gettysburg Address as "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and Martin Luther King's I have a dream as "Five score years ago". Therefore, the advertisement is endowed with a sense of solemn. In fact, cultural context serve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ut of the text. The author is meant to imitate Lincoln's and Martin's writing style. Translators are required to expose that while translating. 

In Shakespeare's 7th line of the 125th sonnet, it has "For compound sweet foregoing simple savour". The translated texts are as follows (源引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

(1) 一味的贪肥甘，不愿尝清淡的味道

(2) 弃清淡入味，只追求浓油赤酱

(3) 为繁重的装潢而舍平淡的精神

Under the Model of Context, the texture must be "compound sweet" and "simple savour". But why the word "sweet" and "savour" have been chosen here and the structure is "....foregoing..." within the context and texture. Without any context analysis, target readers could find the folds while could not understand what is "肥甘" "浓油赤酱" and "繁重的装潢". Since Bible's Leviticus has noted that " As for the oblation of the firstfruits, ye shall offer them unto the Lord: but they shall not be burnt on the altar for a sweet savour", "sweet savour" could be taken for God's key words of Mose's instruction of Israelites about how to offer sacrifices (in Chinese, say, �祭, 素祭和平安祭). After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context, readers understand that the sonnet of Shakesphere to his dear friend is his oblation, thus getting Shakesphere's idea of borrowing allusions to satirize those brownnosers' loss of devout hearts.                         

1.2 Context of Situation

Context of situation is the contextual knowledge shared by the original and target readers (Munday, 2010:pp.99-100). Actually, the context of situation is always implied in the source text. The task for a translator is to expose the implied context out the the verbal meaning. Take Shakespeare’s 116th sonnet as an example, the texture could be "marriage" and "impediments" and structure is well connected with marriage oath. Target readers could not understand two sincere hearts could be connected without any impediment, however, western countries' wedding ceremony has well accepted in Chinese readers and pastor's words has already been concluded in target readers' cognitive range which all together is called context of situation and translators are only supposed to use annotation to refine the "ample folds".

1.3 Text-based Context 

Text-based context is the parts of a written or spoken statement that precede or follow a specific word or passage; usually influencing its meaning or effect. It is information existed in the text. Text-based context is often seen in literary works. Katherine Mansfield's Bliss, it said "A grey cat, dragging its belly, crept across the lawn, and a black one, its shadow, trailed after". For translators, it is pretty hard to grasp because among many characters, the scene of animals turns out to be abrupt. Even so, if text-based context analysis is followed with the texture of "gray" and "black" cat and the structure" ...trailed after (followed after)", in the end of the stroy, "...with Eddie following, like the black cat following the grey cat" is certainly reappeared which echoes the former expression. The impression of Eddie's stealth and sneak is vividly built up.   

5 Conclusion    

In the early translation studies, analysis is more relied on text itself. The quality of a translated text is often valued by "clearness and coherence". The booming of linguistics enlightened grammar specifications and syntactic structures, leaving a large amount of intractable questions on translated texts. Early translators were likely to consider translated texts' effects on target cultures when source texts are introduced. Experts made great efforts on the choice of words and sentences. As a result, the verbal correspondence was strictly followed, though it is influenced by "free translation" trend. The study mainly lingered on the vocabulary choice and the phrasal expression. The precise refinement could be "a royal robe", however, target readers felt puzzled when faced with author's expression and even got lost over the target language. "Ample folds" hereafter appeared in succession.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arget culture, historical emphasis and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entered into a globalizational flourish. Translation behaviour is no longer deemed as pure language action. Since target readers have been taken as a certain cognitive community, along with the presence of Nida's dynamic equivalence and Newmark's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text has gradually been melt into the network of culture and the discipline turn of context analysis is under the way.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linguistics-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ulture-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 interpret respectively on context.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put forward another point in such an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olution to "ample folds". In the 1970s, Hatim and Mason discussed Model of Context in a more scientific way. In view of the comprehensive folds, context is classified as cultural context, context of situation and text-based context. Bottom-up process of texture-structure-context is provided, thus "folds" are reduced correspondingl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best communicative purpose, translators are require to reason out the original works' cognitive context, tracing to the best relevant messages and combing target readers' cognitive context, with the analysis of Model of Context, related contextual expression is therefore carried forward. After the common cognitive context is shared, " a royal robe with ample folds" is purposely reduced. 

Culture is the carrier of context and language is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context. If language is compared to people's heart, culture could be the body. The survival of life depends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body and heart. Doctors could by no means only focus on heart (language) without any care of the whole life mechanism (context) when an operation is required ( Derrida, 1985:12). Through con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ed texts interpretation, communication is possible and "folds" could be solved, thus, it is available to get a "smooth royal robe" in translation.                             

Notes

1. 1953年约翰・麦克法兰(John MacFarlane)在《杜伦大学学报》(Durharn University Journal)上发表了论文《翻译的模式》。麦克法兰在论文中指出，翻译界出现一种过分追求“准确”的直译，这种直译忽略了上下文语境，不同理论家对上下文的意义有不同的思考。（参考刘军平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9页）。  

2. Walter Benjamin (July 15, 1892�September 26, 1940) : He was a German-Jewish intellectual who functioned variously as a literary critic, philosopher, sociologist, translator, radio broadcaster and essayist.

3. My Heart Leaps up: It is also known as The Rainbow, is a poem by the British Romantic Poet William Wordsworth. Noted for its simplicity of structure and language, it describes the joy that he feels when he sees a rainbow and notes that he has felt this way since his childhood.

4. Shakesphere's sonnets: There are 154 poems in sonnet form written by William Shakespeare, dealing with themes such as the passage of time, love, beauty and mortality. 

5. Hans Vermeer (September 24, 1930�Heidelberg, February 4, 2010) : He was a German linguist and translation scholar who was appointed Professor of General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inz in Germersheim (1971�1983). 

6. Jacques Derrida (July 15, 1930�October 9, 2004) : He was a French philosopher, born in French Algeria. He developed the critical theory known as deconstruction.

7. Nida (November 11, 1914�August 25, 2011) : He was the developer of the dynamic-equivalence Bible-translation theory.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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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倪捷鸣 2011级文学点硕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钱志富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

“非我族类”禁锢下的“东方”危机――《黑暗之心》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倪捷鸣 

摘要：《黑暗之心》是康拉德根据自己1890年刚果之行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考察下，该小说透露出后殖民主义意识。通过文本分析，不难发现“东方主义”的“他者”形象在被中心话语重新编织中受到了“认知暴力”的挤压，“他国国籍”遭受文本的“意识形态侵害”。本文将《黑暗之心》置于后殖民主义理论框架内，围绕“东方主义”、“他者”身份，彰显小说矛盾话语下的反抗意识的并立体现，以期缓解“非我族类”禁锢下的“东方”危机，真实展现后殖民语境中的“东方”地位，为“臣属”文化重新“命名”。

关键词：《黑暗之心》；非我族类；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他者

 一、引言

《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于19世纪末写下的一部经典之作，自1902年问世以来，一直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世界六部经典小说之一”。作品深邃的思想、新颖的叙事模式、细致的心理描写，赢得文学评论界广泛的关注。一个世纪以来，批评家试图从诸多层面来解读这部颇具争议的作品。20世纪前半叶人们往往从象征、神秘和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角度来诠释它。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米勒(Miller, 1983)揭示了小说本身内在的矛盾及由此产生的认知上的“连绵的不可探究性”(continuing impenetrability)（王松林，2004：30），有人认为它就像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Forster, 1879)的小说《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一样，记载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文明撞击。到了20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开始进入后现代、后工业化的社会。然而，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向帝国主义转型的关键时期，“日不落帝国”英国大肆殖民扩张，殖民地掠夺和奴役愈演愈烈，“第三世界”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逐渐形成，民族独立、身份认同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就在多元文化、少数民族文学、女权主义等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多元化语境下，学术界的左翼人士开始在文学评论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女权主义批评家肖瓦特(Showalter)和斯特劳斯(Straus)指出，《黑暗之心》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男性霸权小说（王松林，2004：30）。“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创始人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认为《黑暗之心》宣扬了殖民掠夺和文化霸权的思想。尼日利亚小说家钦诺言・阿契巴(Chinua Achebe)则认为《黑暗之心》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小说。无论是哪一种言论，笔者认为，作为一名生活在19世纪帝国主义鼎盛时期的作家而言，康拉德的成长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为小说打上了某种帝国昌盛王权的印记。11岁便父母双亡的他时过5年，便从波兰的贵族之家离开来到法国马赛，展开漫长的海员生涯，1878年加入英国商船服务（参考维基百科）。见证了帝俄统治下的波兰，目睹了广大亚非拉国家沦为殖民地，境内资源财富惨遭疯抢的全过程，这位英国文学界的“异客”能更好地再现帝国在非洲的殖民活动。在如今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小说《黑暗之心》从后殖民语境角度分析更富特殊意义。对于殖民活动的文本的研究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清东方和西方之间殖民性的文化关系，操守文化霸权的西方殖民者是如何凭借神话和意象使自己合法化（郑燕，2004：50）。本文以后殖民主义为理论视角，结合文本分析，探讨赛义德对于“东方主义”的透视，展现小说对于殖民主义的影响和思考。 

二、关于后殖民主义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起，后殖民批评不断发展、成熟，逐渐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学批评思潮。然而，“后殖民”是谁提出的？是谁说我们已经走出“殖民主义”了？仅仅是当地的总督卷铺盖走人，并不意味着后殖民背景下一切都发生了（参考网易公开课―文学理论导论，后殖民批评主义）。事实上，后殖民理论并非那么简单。后殖民理论家范农(Fanon)认为，从殖民到后殖民之间大概要经历同化、文化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三个阶段（Douglas, 1997: 13-14)。从地缘上看，后殖民主要指的是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探讨前宗主国与边缘国家的关系和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可以说，后殖民这个概念，意味着第三世界从后现代的世界秩序的边缘走向中心的对抗，以殖民关系定位来重写后现代状况。“后”暗示着撤退、解放和重新统一。然而，但后殖民主义又包括着某种不确定性（刘军平，2010：pp.498-499）。二战以后，从表面上看，它们已经摆脱殖民统治，但后殖民社会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新殖民主义的控制和操纵，民族独立灭有彻底解决殖民主义的影响。后殖民批评欲挖掘文学文本中的殖民意识和关系，找出其中的殖民霸权以揭示不平等的文化关系，期望以此为弱势力量争取自我表达的机会，以此反抗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范农在其1952年发表的《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s, White Masks)中，揭开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白人假面具，反思了殖民统治的罪恶和给其他民族造成的伤害（朱刚，2005：292）。后殖民研究的“巨子”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对欧洲式的东方主义给以持之以恒的批判。斯皮瓦克运用殖民地权力话语批评，为“第三世界”带去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这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于《黑暗之心》的解读有着重要价值。

三、东方主义视角下的非洲

“东方主义”是美国著名批评家赛义德提出的一个理论概念，也是对后殖民理论最杰出的贡献。“东方主义”虚构了一个“东方”，使东方与西方具有了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蓄意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异己者”（朱立元，1998：418）。赛义德本人也认为，东方主义所有的一切都与东方无关，东方 本身是一种发展受到阻止的文化，只不过是西方意识形态所构建的一个“他者”(Said, 1978:21)。通过资料查阅发现，英语和汉语两种语境对于“殖民”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在最初意义上只是用于描述人们“迁移”到世界其他地方并在那里定居，而后者却带有意识形态惯有的贬义。据此，西方构建他者使其合法化的权力意志早有理据可探。事实上，周游世界的欧洲人在向外扩张的同时，也在文本层面进行扩张和统治，这种文本的传递，“话语―权力”模式的描述，在福柯看来，总伴随着扭曲和不真实。美国的弗・杰姆逊在其发表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具体阐述了这种东方主义意识编码的全过程：第一世界凭借文化的强势优越感将属于自己的“声音”强制灌输给第三世界，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被表征”，演变成一种后殖民文化霸权。与其相应，小说《黑暗之心》在某一方面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原始荒蛮的非洲大陆、丑陋野蛮的非洲黑人。以东方主义理论视角分析，小说对非洲的描述是虚构的，歪曲的，渗透着浓厚的东方主义思想偏见。

1. “非我族类”思想下的“他者”境地

作者采用倒叙的写作手法，一开始就把小说的中心背景放在了英国美丽的泰晤士河上。夕阳西下，平静清澈的水面波光粼粼，水天相接，河上渔舟游艇来往穿梭，一幅美丽、繁忙、和谐的生活画卷。文中这样写道：“远处水面海天相连，融为一体。在这波光粼粼的海面上，随潮漂来的大驳船上褐色的风帆衬托在一簇簇尖尖矗立的红帆中，青漆漆过的斜杠闪着亮光。”(In the offing the sea and the sky were welded together without a joint, and in the luminous space the tanned sails of the barges drifting up with the tide seemed to stand still in red clusters of canvas sharply peaked, with gleams of varnished sprits.)康拉德对于泰晤士河的描述不仅停留在单纯的景色层面，大量的文字赋予其光辉的人文意义，它曾孕育人类“文明”的功绩，见证了英国灿烂的历史：“有什么样的伟大的人和事，不曾随这条河的退潮，向一个未知的世界的神秘中漂浮而去啊！……人们的梦想，共和国的种子，帝国的萌芽。(What greatness had not floated on the ebb of that river into the mystery of an unknown earth!...The dream of men, the seed of commonwealths, the germs of empires.)然而，在1900年前罗马军团战士们的眼中，大不列颠英国亦如现在维多利亚殖民者眼中的非洲：充满神秘色彩，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作者借用小说第一人称内视角马洛(Marlow)之口道出了这样的一条非洲刚果河：“它像一条伸长的巨蛇，头浸在海里，身子一动不动躺在一片广袤的荒野上朝远方逶迤伸展，尾巴隐没在这块土地的深处。”(...resembling an immense snake uncoiled, with its head in the sea, its body at rest curving afar over a vast country, and its tail lost in the depths of the land.)它混沌丑陋，不但没有孕育任何人类文明，更是文明的吞噬者，在这儿探险的人随时可能失去理智，甚至生命。这儿蛇的形象会让读者不由自主地想到伊甸园中引诱夏娃偷吃禁果的蛇，在《圣经》中蛇代表着邪恶，这样的描述突出了非洲野性、原始的主题，更是在与泰晤士河的对比中彰显“非我族类”思想下的“他者”境地。事实上，作者在描述非洲大陆时也极力渲染其宗主国的政治意识形态。非洲本是世界上的第二大洲，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然而，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属必异”，这是一片荒凉、堕落的黑色地带，这里有“黑色的山峦”(black cliffs)，“黑色的丛林”(black jungle)，“黑色的溪流”(black creek)，“幽深的地狱圈子”(gloomy circle of some Inferno)。朱立元说过，欧洲人往往赋予东方以空虚、失落和灾难的色彩。联系语言学中索绪尔(Saussure)提出的二元论，“他者”非洲的落后和糟糕不正是体现了带有帝国霸权主义色彩的能指吗？其所指往往与能指之间有条不可跨越的鸿沟。

其次，这个“他者”的人民也是丑陋野蛮的。极尽妖魔化的黑人被称作“野人”(savages)、“食人生番”(cannibals)、“畜牲”(brutes)。黑人的“他者”地位被套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幌子。它不合逻辑地认为欧洲人是最优秀的种族，非欧洲种族被认为是“退化”或“正在退化”的种族。小说中作者几乎没用"black people"这个最为中性的词描述黑人，以示基本的尊重。文中马洛沿途第一次看到的非洲形象便是：“这些家伙的脸就像奇形怪状的面具……”(they had faces like grotesque masks...)他们是“一群八字形脚的、满脸灰尘的黑人”，(strings of dusty niggers with splay feet arrived and departed)极尽丑陋和肮脏。在东方主义视角下，“他者”是一群不可理喻，被利用的工具，达到西方“文明教化”的目的。对于那些病弱无力的黑人，作者这样描述道：“甚至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生灵，只是疾病和饥饿的黑影而已”。(they were nothing earthly now―nothing but black shadows of disease and starvation)总之，非洲人被置于“他者”境地之下，行为古怪：跳跃、跺脚、喊叫；说话怪异：发出咕噜声，像是动物哼叫。这些非人化的“动物”被冠以西方人蓄意的偏见，如同神谕一般难以改变，就连被“驯化”的黑人也只是被白人命令的工具，受伤死亡时竟被马洛迅速扔下海：“水流夺走了他，仿佛他不过是一小把草”。(the current snatched him as though he had been a wisp of grass)极少的几句语言“捉住他们，给我们！”，(Catch 'im. Give 'im to us)“吃掉”，(eat 'im)淋漓尽致地塑造了他们残忍、食人的本性，任何有违道义的行为都会在“他者”的言说中合法化。与此相应，白人以老爷甚至是神的面目出现，作者一直使用“朝圣者”(pilgrim)一词，大家都默认这样一个观点：白人“在他们眼中必然带着超自然生物的特点―我们是带着某种神一般的威力去接近他们的”。(appear to them in the nature of supernatural beings―we approach them with the might of deity)他们洋溢着理性光辉、道德全面、成熟可靠。如文中马洛对于公司的主任会计，一个白人的描写选用“尊重”(respect)、“模特一样洒脱”(that of a hairdresser's dummy)等词汇无一不体现着“乃我族类”之下的巨大魅力。

2.矛盾话语困境中的反抗意识

不难发现，小说作者康拉德由于其成长经历，处于“非我族类”的思想框架之下，将虚构的"东方”置于“他者”境地，黑人及其附属成为了扭曲、落后的代名词，帝国殖民的丑陋行径得到了应有的“教化”指引，然而在维护帝国主义殖民行为的同时，小说无不充斥着抨击殖民行径的矛盾话语，表现了作者对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对殖民暴行的揭露。事实上，康拉德通过马洛的眼睛向我们传递了一切。当马洛到达贸易公司在刚果的基地时，他看到了殖民者奴役下的土著居民：“就在这棵树的旁边，还盘着腿坐着两把度梭梭的黑骨头。其中一个把下巴撑在膝盖上，视而不见地瞪着眼睛，一副令人不忍看的可怕模样，和他同在的另一个幽灵则是前额伏在膝盖上，仿佛被一种极度的困倦所压倒；四周散开的其他人，有着各种各样不成形的瘫痪姿势，恰像一张描绘大屠杀或是大瘟疫的图片上所画的那样”。(Near the same tree two more bundles of acute angles sat with their legs drawn up. One, with his chin propped on his knees, stared at nothing, in an intolerable and appalling manner: his brother phantom rested its forehead, as if overcome with a great weariness; and all about others were scattered in every pose of contorted collapse, as in some picture of a massacre or a pestilence.)正应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饿殍遍野、瘟疫弥漫，压迫之下的贫病交加，奄奄一息，苦不堪言，让人不禁联想起耶稣受难的场景。而“传播文明的神圣使命”的帝国主义殖民者又是如何？可怜的黑人靠着树干，随地倒着，等待着死亡的来临，反抗便意味着死亡，额上有弹孔的黑人尸体，木桩上被砍掉的人头延伸着所谓的“文明”，就连身为局外人的马洛也萌发同情之心，分发饼干。对于“象牙”的渴望，使得贸易公司内部勾心斗角，攻于算计，人的贪婪有如洪水猛兽。对于“挣钱”之类的是事情，他们不以为然，“象牙”的洁白映衬着黑人的“鲜血”显出一丝凄凉。这一切罪恶的中心力量科兹(Kurtz)却隐隐中体会着这一份彻悟和反抗。

有人认为，小说中“奇迹、怜悯、科学和进步的使者”(He is a prodigy...He is an emissary of pity and science and progress)科兹事英国非洲探险家史坦利爵士(Henry Morton Stanley)的化身，他曾因对英国传教士兼探险家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的一句“阁下就是利文斯敦博士么”(Dr. Livingstone, I presume?)而名声大噪，声名远扬。也有人认为，小说在对科兹的描述之中不乏克莱恩(Georges-Antoine Klein)的影子。1890年，作者谋得一份刚果汽船的差事，在他到目的地前，船只沉没，公司派他去乘另一只船去救公司的另一位职员克莱恩，然而途中克莱恩却死于汽船之上，其结局与小说人物科兹抱病而终不谋而合。带着“光明使者”头衔前往非洲的科兹认为：“每个贸易站都应该像道路上的一盏能够指向更美好事物的指路明灯，它当然是一个贸易中心，但是也应该是一个博爱、进步和教化的中心”。(Each station should be like a beacon on the road towards better things, a centre for trade of course, but also for humanizing, improving, instructing.)读到这，联想到马洛姨妈有理有据的言论“劳动赚钱，受之无愧”，(the laborer is worthy of his hire)读者会认为科兹是一个拥有高尚道德的西方代表。然而，当马洛通过科兹一年前画的油画―一个蒙眼女人在昏暗阴沉的背景下举着一把燃烧的火炬，我们是否觉得荒唐可笑？自己已经失明，却企图给非洲带去文明之“光”，这是否影射出盲目的列强的愚蠢，况且“她的脸上的炬光海带有邪气”。(the effect of the torchlight on the face was sinister)可以认为，科兹是一个游离于道德束缚之外的扭曲的灵魂。他屈从了自己的“象牙”贪欲，利用先进武器征服丛林，假扮天神，骗取崇拜，挑起部落争斗，甚至用枪威胁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俄国人，他曾经在长达17页的报告中扬言“灭绝一切畜牲”。(exterminate all the brutes)即使在病重之时，他仍命令土著居民朝马洛的汽船开枪，因为他“有许多计划，要得到伟大的东西”。（改编于原文的话）科兹的暴行与贪欲终于在临终前幡然醒悟。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T.S.Eliot)曾在他的诗作《空心人》(The Hollow Man)中引用了《黑暗之心》中的一句话“科兹，他死了”("Mistah Kurtz―he dead)作为其诗的题词，简单的一句话，暗示着科兹死亡的理所当然，联系着"Kurtz"在德语中“短”之意，不免揭示着殖民历程的短暂。他死前绝望的喊叫：“太可怕了！太可怕了！”(Horror! Horror!)可怕的是什么？是黑人劳工对自己悲惨处境的麻木漠然，是殖民者对自己残忍行为的毫无知觉，是欧洲文明进步在非洲的彻底变形，是矛盾话语中的反抗意识之体现。

四、结语                                  (下转27页)

（上接16页）综观小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赛义德东方主义的“他者”及小说矛盾话语下反抗意识的并立体现。黑人们的无言状态或失语状态表现在要么被枷锁捆绑着，默默地劳作，只有叮当的铁链声清晰可辨；要么只能发出唧唧咕咕的声音，一种未受过教育、粗鲁的胡言乱语。正如王岳川所说，无言状态说明言说者的缺席或被另一种力量强行置于“盲点”之中。（王岳川，1999）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一直宣扬着“上帝选民”的高尚理论，将东方世界置于“他者”境地，这个观念如今已延伸至非西方世界，英国小说家吉卜林《吉姆》中神秘虚弱的印度，《简爱》中危险的印度疯女人无一不是东方主义的产物。文中反抗意识的隐约体现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讲到年轻女人Mary Beton坐在大英图书馆研究学者对于女性的看法，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她不知所措地发现所有关于女性的观点均由男性表达。正如伍尔夫在书中提及的男性在书中表达对女性的看法，使得男性读者理解女性这个主题，然而，女性自己的话语又岂能借诸“他者”之口得以诉说呢？黑格尔(Hegel)在《精神分析学》的第四章对主人和奴隶辩证关系的理解，将主人和奴隶看作相互依存的关系，奴隶不存在，主人就不是主人，就没法确定自己的自由和不确定性。从中，我们不难窥见“他者”的类似影子和成因。纵观长远，我们应该打破二元对峙的东西方理论，以全球性历史性发展的眼光看待东西方格局。为了破除这种被扭曲被肢解的“想象性东方”的“他者”，我们应倡导东西方真实对话，反对任何意识权力的干涉，以理性、多元并存的态度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东方，化解“非我族类”禁锢下的“东方”危机，呼吁东西方和谐共处于同一片蓝天下。

注释

[1]范农提出的三个中介阶段为：（1）同化阶段，也即本土知识分子吸收殖

民文化阶段；（2）文化民族主义阶段，即本土精英重新唤起对自己身份的回忆，开始拒斥殖民文化；（3）民族主义阶段，即本土知识分子民族意识的觉醒，通过唤醒民众，推翻殖民统治(源引自Robinson, Douglas.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2]托马斯・艾略特的诗作《空心人》中说道：“人是空心人，头脑里塞满了稻草，人的声音‘完全没有意义，像风吹在干草上’”。(headpiece filled with straw/our dried voices/are quiet and meaningless/as wind in dry grass)暗示指出一个人失去了灵魂，便如同塞满了稻草的空心人，任何声音都没有被表达的必要，他们只能处于“被表征”的境地。

意识形态：康拉德的<黑暗之心>》(Marxism and Ideology: Joseph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1987)中指出，《黑暗之心》是关于斗争的故事，是一种生产模式与另一种模式和意识的冲突。（源引自王松林《英美康拉德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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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郑燕. 殖民主义和《黑暗之心》[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年6月 第12卷 第2期.

作者简介

倪捷鸣 2011级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导师 钱志富）